跨越时空的透视——上海大变革中的另一场变革

2013-10-21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以“了解人、关心人、凝聚人”为主要内容的“凝聚力工程”从长宁区华阳街道起步,迅速走向全区,推广到全市,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服务群众,始终坚持与时俱进、继承创新,从“了解人、关心人、凝聚人”逐步发展到“凝聚党员、凝聚群众、凝聚社会”,用真心真情解决每一个阶段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探索出一条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环境下,基层党组织联系服务群众、夯实基层基础基本、推动区域化党建以及党建引领社会建设的路子,见证了特大型城市基层党组织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工作实践,成为新时期上海基层党建的一个缩影。

最近,中国作协会员、著名报告文学作家陈启文到长宁采访“凝聚力工程”建设20年来的人和事,陈启文先生在深入采访的基础上完成了《跨越时空的透视》一文的写作,全文较长,这里节选部分章节刊发,以飨读者。

若要看清大上海,最好是选择它的一个城区,或一条街道,甚或一条里弄。如果让我选择,我会选择长宁。这甚至是一种来自汉语的直觉,长宁,长久的安宁,我一下就被这个平淡和美的地名给迷住了,它的意义已远远超越了一个小地名,表达了一个东方民族永远的寄寓。

追溯一件事的起源

若要追溯一件事的开端,必须从一个街道开始,——华阳路街道。

翻检上海长宁区大事记,记载着1991年8月发生的两件大事:

8月7日,夜暴雨,雨量150毫米,道路大部积水,最深达1米,2.8万余住户进水;

8月,华阳路街道机关干部串百家门,知百家情,解百家难,暖百家心,形成关心人、了解人和凝聚人为中心的“凝聚力工程”。

是的,我要追溯的一件事就是“凝聚力工程”。它源自一种朴素的想法:挨家逐户走访老百姓,看看他们的真实生活境况,听听他们的心里话。

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病了不知多久了,浑身瘫痪不能动弹,躺在一扇门板上,也不知躺了多久了,背上长满了褥疮,整个背脊都粘在门板上了。老人的拉撒,就在这门板上挖个洞,下面接一只马桶,黑乎乎地叮满了苍蝇。把这扇门一推开,苍蝇与臭气嗡地一下扑上来,你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赶紧捂住鼻子。但街道干部都知道,绝对不能掩鼻,否则你就别走进老百姓家里去。那小板凳脏兮兮的,你坐下时也不能擦,你的每一个细节,老百姓都看在眼里呢。这些老百姓其实并不麻木,而且相当敏感,你是真心来看他,还是来这里走走过场,他们一眼就看出来了。有一个退休老人,得了绝症,肝癌晚期。老人也知道,这病没救了。他的最后一个心愿是不想死在在又破又脏的棚户里,他想躺在一张干净的病床上,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段路。但老人家里这样穷,是没钱送他上医院的。老人原来的单位也非常困难,根本拿不出钱来。老人能指望的就是街道了。一个小街道,又有多少钱?街道党员干部们你五十我一百,总算凑上了一笔钱,把老人送进了医院。二十多天后,老人就病故了,但他走得非常安详,他满足了此生的最后一个心愿,死得很有尊严。

在上海,还有一个老大难问题,那数以百万计的返城知青如何安置?这里,我想以王天宝这样一个老知青的命运来透视他们回归上海之后的生存真相。王天宝没想到自己这辈子还会回到上海,他早已在新疆结婚成家,还生了一个女儿。大约是在1993年之后,他回来时,五十多岁,女儿也长成了大姑娘。但等待他的,是很残酷的现实。没有住处,他和女儿连户口也上不了。他母亲当时已八十多岁了,和他弟弟一家挤在一间筒子楼的一居室里,连个站脚的地方也挤不出来。王天宝只能在弟弟门口的走廊上摆下一张床给自己睡,又在自己的床边摆下一张小床给女儿睡觉。这走廊是一层筒子楼十几户人家的公共走廊,你没法睡也让别人没法走,在这样狭小的空间里,邻居有情绪,王天宝的情绪更大。

应该说,华阳路街道发现这个问题是及时的,解决这个问题是及时的。他们先苦口婆心地做通了王天宝弟弟的工作,让父女俩落上了户口。然后又为他们解决了廉租房,还想方设法安排他们就业。听说,王天宝当时还热泪盈眶地说了这样一句话:“是你们把党的阳光照到了我们父女俩身上。”

华阳路街道当时面临的最大困难,还不是这些返城知青的安置,更多的还是下岗失业人员。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进程,从摸着石头过河到逐步涉入深水区,上海和全国一样,也开始了在经济体制上的深刻变革,而随着许多国有或集体所有制企业纷纷改制、转型或破产、倒闭,从建国以来所形成的“单位人”急遽地向“社会人”转型。以前在单位里,生养死葬都是单位负责,单位也就特别有凝聚力。如今,一个人没有了单位,就只能流向社会。一个社会的凝聚力在哪里,首先在民生,关键在民生。

在深入走访老百姓之后,他们心里有了一本帐,一本民情账,整个华阳路街道特困家庭当时有六十多户,而在华阳路街道登记的失业人数有7500 多人。这些失业人员,大多是家里的顶梁柱,一人失业,一家人就失去了生活来源。具体到街道、居委会,你首当其冲要面对的就是居民的就业压力。一个小小的街道,一下子何处去找那么多岗位?为解燃眉之急,华阳路街道成立了劳动服务所,又毅然决定在居委会干部队伍中腾出了188个岗位,吸纳优秀的下岗职工进社区工作。但这仍然只是杯水车薪。市场经济,真正要大面积的解决就业问题,还得通过市场。为此,他们又投资兴建了全市第一个劳动力综合市场和三个劝业市场,又与社区所在单位共建了19个再就业基地,连年创下了每年解决 3900 多个岗位的佳绩。

时任华阳路街道党工委书记陈建兴时常这样问自己。你了解老百姓吗?你知道他们家的马桶放在哪个角落里?你知道他们一天三顿吃的是什么?如果你回答不出这些问题,你就不能说,你了解老百姓。你天天喊那些口号有啥用,你弄那些新名词又有啥用?你得实实在在地给老百姓干点事!

解剖一只麻雀

按照“凝聚力工程”的历史进程,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91年到1996年,大致可以说是一个访贫问苦的“送温暖工程”;

第二阶段从1997年到1999年,是心系群众、干实事的工程;

第三阶段从2000年到2003年,是凝聚社会的“民心工程”。

这样的总结,或许是为了反映这一工程在岁月中递进的过程,但真正在实施过程中,又未必有这样清晰的时间分界,我觉得,有一个核心意图是跨越了时空、一直贯穿下来延续至今的,那就是执政党一贯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如今,“凝聚力工程”早已从华阳路街道放大到了整个长宁区,这里也不妨让我们放大一下视野,看看别的街道和社区。

又一次打开上海长宁区的高清卫星地图,我凝视着另一个街道,虹桥。

说实话,我知道虹口,也知道虹桥,但从未听说过大上海有个虹储。它太小了。但这小地方却有个大名人,朱国萍。如果说她是虹储居委会党总支书记,你也许不会太在意,但若要说到她是全国劳动模范、党的十六、十七大代表和十一、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你一定会吃惊地睁大眼睛,一个小小的居委会干部,能够拥有如此众多耀眼的光环,凭什么?这也正是我想要问的,我想当面问问她。

头一回来,没见着朱国萍本人,但把朱国萍的这个小区看了个仔细。穿行在这个小区里,我也没觉得自己的是一个外人,这里人也不像别的小区那样对陌生人抱有一种警觉,他们很友善,也很自信。一路上,年轻的居委会主任小胡不断与来来往往的居民打着招呼,居民们也互相打着招呼:张阿姨,吃了吗?李大爷,侬回来啦?看他们那亲热的样子,就像一家人似的。

几天后,我终于见到了朱国萍。尽管是第一次见到她,但我感觉就像见到了一个多年的老熟人。第一感觉,这是一个特别有亲和力的人。她说话很慢,声音轻柔,看着她脸上的笑容,亲切而随和,就像一个邻家大姐。我听说她前几天生病了,问起了她的病情,但她说,没事,真没什么。

我们的话题从1990年开始,那年,朱国萍三十出头,已在农场里当过多年赤脚医生,而命运中的一次机遇,让她担任了虹储小区的居委主任。第一次走进这小区,她看到的情景和我现在看到的情景有天壤之别,眼里,除了一幢幢六七十年代盖起来的房子,几乎没有任何服务设施,路面坑坑洼洼,环境又脏又乱。她这个新“官”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带领党支部、居委会一班人没日没夜地清除垃圾,打扫卫生。许多居民早晨离家上班时,看见她在清除垃圾,傍晚下班回家时,看见她还在打扫卫生,没人知道她是新上任的居委会主任,还以为这是小区刚请来的一个清洁工。大伙儿都觉得这个扫地的阿姐不错,挺勤快,吃得苦。看着她一直扫到小区外面去了,还有人还好心的提醒她,那外面是不用扫的。她揩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笑笑说,这也是我们小区的大门口呢,扫一回地又不是什么大事。

说是这么说,但我感觉朱国萍是把这事当大事来干的。她就凭着她干出来的这些小事儿,当上了党的十六、十七大代表和十一、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还作为主席团成员坐上了主席台,还是中央候补委员和全国人大常委的候选人。这表明,绝对没有人把她干的那些事当成婆婆妈妈的小事儿,而是当成天下大事的。天下在哪里?天下就在这一个个居民小区里。每一个小小的社区,就是一个浓缩的社会。

一个小区,环境好了,人们的心情也舒畅了许多,接下来许多事情也就能比较顺利地推动了。而朱国萍要干的事,又都是居民们做梦都想的事。譬如说,针对小区灯不亮、路不平、树不多的状况,她把修路、亮灯、补绿作为自己担任居委会主任第一年的工作目标。除了这些修修补补的工程,还有两项大工程:一是对渗漏严重的平顶屋进行了“平改坡”改造。二是“三水一气”(指自来水、污水、空调滴水管道和煤气管道)的翻新。这种改造原本是物业的事,居委会主动揽上身,资金哪里来?朱国萍和居委干部们费尽心思跑断了腿,最终争取到街道的帮助、共建单位的理解和小区居民的支持,凑足了维修资金。这样的改造一个外人是看不见的,只有生活在此间的人们才能深刻地感受到。用这里居民的话说,他们住的房子还是老公房,但这老公房却换上“新内胆”。

二十多年来,朱国萍这个居委会主任为居民们干了多少事,有的你能看见,那都实实在在的摆在这个小区里,还有很多是看不见的。一个小小的居委会主任,一无权,二无钱,是怎么办到的呢?朱国萍觉得最重要的不是这两样东西,而是你的心,只要你一心扑在老百姓身上,全心全意地去为老百姓谋事、干事,那事终究有一天是能办到的。

“地球村”里的居委会

转身。这还真是一次华丽的转身,我接着要去造访的是虹桥的另一翼,——古北新区。

这是上海最具现代化和国际化的城区之一。古北的房子,是上海最早能看到小型中央空调、容积式热水器、高档卫浴设备和厨具的地方。在这1.41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聚居着众多的外国领事馆和沪上外侨人士、港澳台同胞、国内商界和海归人士。据古北荣华社区给我提供的一份数据,古北社区目前居住着三万多中外居民,境外人士约占六成左右,来自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走到这里,你已很少能听到弥漫在城市每一个角落里的上海话,感觉走进了另一座城市,它以标准的汉语、英语、日语和韩语表达着自己,街区商铺的招牌上写着英文、日文、韩文与中文繁体字。全球化,国际化,在这里绝非一个漫漶而抽象的概念,而是上海生活的另一种真相与现实。有人把这一国际化社区称之为“小联合国”,但我还是觉得叫“地球村”更贴切。

回到我们的主题,还得从居委会说起。在上海社区中,古北保持着不少第一的纪录:第一个组织外销房业主委员会、第一个建立外销房维修基金、第一个拥有区域性的地面卫星电视接收站,等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古北荣华社区是我国第一家设立在涉外居民区的居委会。

而你要想让这些外国人融入到一个大家庭里,你也要主动融入他们的世界。在这里工作上的社区干部,绝非我们印象中那些婆婆妈妈的居委会干部,每一个都是形象气质俱佳、温文尔雅、有礼有节的女士或先生。随便举一个例子,古北新区社区委员会干事长周文洁不仅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还能一眼辨认出上百个国家的国旗。这就是苦练出来的基本功。此外,还要掌握国家的对外、对台、侨务和民族政策。荣华居委会的干部,曾分头拜访了一些外国居民比较多的国家的领事馆,也包括韩国驻上海领事馆,去请教一些文化与风俗方面的问题,以便为他们提供更周到的服务。很多洋居民一入住便会收到居委会的四件礼物:一张英文生活信息地图、一本英语生活指南、一个英文政府网站和一份英文报纸。此外,还会享受到“五个问候”:入住一封信、日常一个电、生日一张卡、慰问一束花、回国一份礼。这种从小处着眼、从细微入手的贴心服务,令老外们倍感温馨。

涉外无小事,每一个细节都不能出差错。我在荣华居委会采访时,看到这些社区工作者的台桌玻璃下压着一张张小贴士:日本家庭进门要脱鞋;欧美家庭卧室免进。一个女士笑着对我说,这些都是必须特别小心的,稍有不慎就可能引起误会。还有,外国人在花卉和颜色上有很多讲究和禁忌,哪怕同样是欧洲人也不同,瑞士人很喜欢百合花,英国人却讨厌百合花,法国人喜欢紫色,瑞士人却认为紫色不吉利。这些都不能搞错。

柔性的互动,营造出了温馨的氛围,然而,在这样一个国际社区,除了温馨,也还有种种纠纷。

来自南非的塔妮雅太太深受噪音之苦,2006年时,塔妮雅太太住在古北新区维多利亚小区,她家的房子正好在家乐福超市后面。外国人购物,都是开着车去家乐福,这是上海进口食品最全的超市,看上去又规范又干净,给别人带来了方便,却给塔妮雅太太带来的难以忍受的折磨。每天不知道有多少车辆从她门前经过,由于停车场的地势比路面高,中间有一道迈不过去的坎儿,停车场管理人员便在那坎儿上铺设了一块钢板,每次车通过时,那钢板在压力下发出的响声,又重又响,塔妮雅太太原本就有神经衰弱的毛病,这几乎成了她的时时刻刻的噩梦。居委会听了塔妮雅太太反映的情况,马上就去同家乐福协商。说起这事来还挺有意思,一家法国超市,一个南非太太,他们在中国的土地上发生了纠纷,然后又由中国的一个居委会来协调解决,而这个协调的结果还必须双方都能接受。应该说,效果还不错,在反复协商后,在家乐福超市和维多利亚小区之间加了一层隔音板,在开上钢板前的路上加了缓冲带,把噪音大大降低了,听着没有那么尖锐刺耳了。塔妮雅太太的噩梦终于结束了,感觉一道坎儿终于迈过去了。

不过,一个故事讲到这里还没有结束,更感人的一幕似乎还在后面。也就是从这件事开始,塔妮雅太太好像终于认识了居委会,认识了这个居委会里许多热心的姊妹。有事没事,她也时常来这里坐坐,喝杯茶,喝杯咖啡,家长里短的聊一会儿。到了2009年,这位四十左右的中年太太,忽然有了一个惊喜的发现,她怀孕了。塔妮雅太太高兴得不得了,而更让她惊喜的是,当她顺利分娩,生下一个小男孩后,居委会的姊妹们还给她熬了鸡汤,给婴儿缝了小衣服,来看望她,祝福她,还让她享受了一次中国式的月子。塔妮雅太太说,我感觉我现在是个中国女人了,这坐月子感觉真幸福啊。

塔妮雅太太感觉自己是个幸福的中国女人了,其实,很多生活在上海的外国人,由于有了这样一种充满了亲情的、家园式社区氛围,也渐渐接受了、融入了这样一个以居委会为主导的社区,凝聚在它的周围。

而很多中国居民为了同自己的洋邻居有更好的交流,也开始学外语,家住古北花园的王老伯和美国人彼得是忘年交,两人常常一起打太极、遛鸟儿。如今,年逾古稀的王老伯开始跟孙女一起学英语,老人神秘而又得意地说,“我要给彼得一点惊喜。”

最后,让我们回到一个词语或一个主题上来,——凝聚力工程。

这次,我在上海的街巷里弄里奔走了十多天,从华阳路街道到虹桥街道,还有很多由于本文的篇幅所限我无法展开叙述的街道、社区、人和事,如天山街道、周家桥街道,我这么多天的奔走,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想为一个词语找到令人信服的解释,我不知自己是否找到了正解。

二十年的岁月,我们已经无法逾越,只能以跨越时空的方式来透视。

从“凝聚力工程”最初的萌生、发展到现在,二十年过去了。这二十年正是上海的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时期,而每一次变革所释放出来的能量,都势必推动社会的变局、大转型,在这转型中,中国正处于一个社会矛盾空前激烈的时代,相比之下,长宁却是一派安宁、和谐、繁荣的景象,无论从党建、精神文明创建、社会保障和社会治安,一切都在正常运转和顺畅地推进,这恰好也证明了,在这个社会内部有一种力量在起作用,我想这就是一个社会的凝聚力。二十年来,“凝聚力工程”在岁月的嬗变中不断地推陈出新、与时俱进,体现出了强健的生命力,正如中共长宁区委书记卞百平所说,无论它的方式和方法怎么变,它的核心实质一直没变,“了解人、关心人、凝聚人”的工作目标不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变。二十年的岁月,足以把这一切变成坚定不移的信念。